[信息]大学生成艾滋高风险人群 性观念过度开放是威胁

      不应该仅仅把大学生划为“高风险人群”对他们进行干预，同时也应该让这些年轻人在性健康教育和艾滋病等问题上担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艾滋病研究中心副教授 高燕宁

大学生怎么成了艾滋病高风险人群

      过度开放的性观念可能成为艾滋病传播的高危因素。
      2005年4月，当一个叫朱利亚的女孩向世界说出“我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时，她成为了一个“惟一”：中国艾滋病患者群体中，目前惟一有勇气公开自己病情的在校女大学生。
      但是，她显然不是第一个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大学生。著名艾滋病专家、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性健康中心主任医师张北川告诉本报记者，早在10年前，我国大学生中就已发现一些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然而在很多人眼里，艾滋病却似乎依然离大学生非常遥远。正是这种“遥远”，让人们对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此前的一席话深感震惊。
      2005年7月，毛群安在清华大学组织的艾滋病与媒体报道研讨会上说，农民工和大学生是艾滋病传播的高风险人群，也就是说，相对比较容易成为受害者。
      此言既出，一时之间激起了人们的广泛争论。有网友对此质疑说：“说大学生是高危人群，是一种理论推断，还是有统计数据做依据？是在高校逐一体检出来的，还是凭借各地医院提供的数字？”同样的质疑还来自于著名“防艾”专家、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教授桂希恩，他说：“在我的印象里，大学生不应该是艾滋病的高危人群。”
      11月23日，记者通过电话采访毛群安，询问“大学生是艾滋病高风险人群”这一说法的根据时，他表示非常愿意倾听对这一说法的不同意见并进行讨论。
      对大学生是否是艾滋病的高风险人群的问题，尽管不少人还存有不同看法，但是近年来，随着我国青少年性观念的日益开放，艾滋病正在成为大学生们必须正视的问题，已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
      目前中国社会面临的局面是，艾滋病已经进入了快速增长期。据国内权威机构调查，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年增长率在30％左右。就全世界而言，艾滋病病毒感染者70％以上由性接触传播，其中超过一半是14～25岁的青少年。近年来，我国青少年的性观念较前发生了很大变化，一项调查显示，国内有22％～30％的大学生有过性经历。
      更大的威胁来自于观念的改变。湖南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艾滋病防治实验室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过度开放的性观念有可能成为大学生群体中艾滋病传播的高危因素。这份2002年对湖南省内4所高校的825名本、专科在校生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人认可婚前性行为，超过30％的人认可有多个性伴和婚外情，16．9％的人认可商业性性行为，约10％的人认可同性爱和同性性行为。
      “大学生处于性活跃年龄，而他们处在学习阶段，加之他们大多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尚不具备良好、稳固的性交往条件，所以有许多人在这一阶段会选择多性伴生活方式，进而使得他们更易受到艾滋病侵袭。”张北川说。

艾滋病防治之争

      “依靠道德力量抑制”还是“让人们了解风险”
      “作为20岁左右的年轻人，大学生有性的需求是可以理解的。”中国性学会官方网站总编辑李扁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在大学生中宣传防治艾滋病的首要前提是，正视他们的合理需求。他引用了著名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作为论据。“生理需求是人类的第一需求，没有这个，就达不到其余的更高层次的需求。”李扁补充道，“性是一种正当的生理需求，压抑性需求的人无法做到身心健康”。
      然而眼下的问题是，当性需求面临艾滋病的威胁时，我们又该采取怎样的态度和行为呢？
      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的朱琪教授主张，把传统性道德作为预防艾滋病“最有效的措施”和“最巨大的卫生资源”。在他看来，未婚青少年应保持童贞，形成谴责非婚性行为的社会舆论，对于同性恋者予以矫治。他认为，能使人类最终战胜艾滋病的，不是特效药、疫苗，更不是安全套，而是作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组成部分的传统性道德。换句话说，就是要道德内省，用道德抑制性冲动，避免发生混乱的性行为。
      “这样的要求有些简单粗暴，而且也不现实。”李扁对通过这样的措施进行艾滋病防治表示担忧，“一个好的建议应该是可操作的。”相比之下，他更倾向于接受张北川的防治建议：公开艾滋病信息。
      从1998年为同性恋者印制《朋友》手册，宣传安全性行为开始，张北川教授一直走在防治艾滋病的前沿。在他编写的手册里，对各种各样的性行为给予了细节性的指导：每种性行为感染艾滋病的风险多大，如何可以避免传染艾滋病等等。张北川教授“防艾”的方式很明确：应当让人们知道，自己的某些行为会带来什么样的风险。“在全世界范围内，青年人都是艾滋病侵袭的主要人群。要防治艾滋病，必须公开信息，让人们有能力对自己选择的行为负责任”。
      张北川告诉记者，在“卫生部艾滋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基金会常务理事”等诸多头衔中，他更喜欢被媒体称为从事艾滋防治工作的医生。因为，他始终希望能够用“医生”这个身份，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艾滋病，明白社会对艾滋病的“干预”是一种关爱，而并非是强加于人的服从。

（来源：中国青年报）